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区别范文篇1
关键词：服务外包战略
伴随着制造业的国际转移，很多为制造业服务的一些服务业价值链也跟着转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度不断加深，制造业国际转移的规模越来越大，对服务业的转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满足制造业的要求以及提升服务业本身的国际竞争力，服务业价值链也开始走向了大规模的转移，走向了专业化的道路，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有关数据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FDI总额的一半以上流向了服务业，每年FDI新增流量中服务业约占2/3，2005年服务业在全球FDI总存量中占60％，与此同时，制造业所占比例从1990年的41％下降到2005年的30％；目前，全球1,000强企业中有95％制订了服务外包战略(胡景岩，2007)。可见，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正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全球服务外包市场将不断扩大，服务外包将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和全球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想融入全球化，分享国际分工的好处，就必须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服务业国际转移和发展服务外包。对于中国来说，中国要以比承接制造业外包更加积极、快速、坚决的态度来承接服务外包，进而抓住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各级政府和其他社会各界要特别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制定部级发展战略
服务业是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我国如果要想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就必须借鉴我国承接制造业外包的成功经验，从国家层面上制定发展服务外包的战略。从我国承接制造业外包的历程来看，1978年我国明确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的国策，1992年进一步明确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每一次外贸政策和外资政策的变迁都是围绕加快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积极利用外资、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等目标展开的。总的来看，国家层面制定的各种战略政策是我国承接制造业外包取得巨大成功的基本保障。因此，我国也应该根据对服务业转移的趋势进行深入研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基本国情以及比较优势，尽快制定国家层面的发展服务外包的战略，有重点、有选择地承接服务外包业务。根据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发展服务外包不能遍地开花，应该有选择地把部分省市培育成承接服务外包的重点地区，不同的省市发展不同的业务，使不同的省市成为我国各类服务外包的集聚地，这样就可以从源头上避免地区问的无序竞争，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整体竞争力。
2、大力发展服务业
服务贸易发展滞后是影响我国服务外包发展的因素之一，而服务贸易的发展滞后又是由于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滞后。从中国服务业发展的现实来看，1991服务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为33％，2007年所占比重增加到39％，16年仅增加了6个百分点，发展速度较慢且明显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所以说，我国要想发展服务外包，就必须发展服务业，服务业是承接服务外包的产业基础。另外，服务业发展比较滞后，效率比较低下，成为制约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有关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进行的一项调研表明：服务业发展滞后已成为影响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分销、物流、融资和其他生产业发展明显滞后，成为影响其在中国投资企业竞争力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这也要求我国尽快发展服务业(江小涓，2004)。
3、制定战略性承接策略
(1)承接方式战略。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经验比较缺乏，起步比较晚，因此，在服务外包市场上，我国在承接战略上就要有策略性，如同制造业外包一样，服务外包一级承包商在获得一级发包商提供的发包合同后，可能把有关业务进一步分解并向下一级厂商发包，形成二级甚至更多层次的外包关系。因此，中国内资企业可以选择从二级或三级承包商做起，这样比较容易以较快的速度融入外包市场。少部分实力比较雄厚、国际竞争力比较强的企业也应该主动地与一级发包商接洽，直接以较高的起点融入国际市场。
(2)承接国别战略。目前，在开拓欧美外包市场的进程中，我国企业存在着一定的弱势，例如，既懂专业技术又精通外语的综合性人才较少，缺乏完善的销售渠道和营销网络，美欧的市场已经被印度、菲律宾、爱尔兰和捷克所占领，竞争十分激烈。因此，在承包国的选择上，我国应该以开拓亚太地区市场为主，充分发挥与日本、韩国、台湾以及邻近的其他新型工业化经济体在地理上邻近、文化上相通、经济上频繁往来以及中国有200万会讲日语和韩语的语言人才的优势，积极承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服务外包业务。另外，还可以和印度互相外包，充分发挥各自在服务外包方面的优势，在和印度的合作过程中学习印度的先进经验，推动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业务发展。
(3)承接领域战略。在承接外包领域的选择上，要充分发挥我国制造业的优势。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世界加工厂，但是，中国要想留住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制造企业，进而吸引其将更高端制造环节转移到国内，就必须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发达的生产外包。这就为我国采用生产外包模式发展服务外包创造了巨大的空间，因此，我国在承接服务外包时要特别重视生产外包的承接。除了模具设计、软件设计、工程设计、服装设计、动漫设计、玩具设计、印刷包装设计、广告设计等业务，生产外包的业务还包括供应链与物流、装备制造业融资性租赁、第三方品质检验、第三方产品测试、产品OEM(委托加工制造)、ODM(委托设计加工制造)等项目。这些项目应该是我国承接的重点。目前，与国际相比，我国的生产外包差距仍然较大。在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70％，生产外包占服务业的70％。而我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在2006年才刚刚突破40％(何骏，2008)。可见，以我国强大的制造业为基础，我国承接生产外包具有十分巨大的潜力。
4、大力培育本土品牌
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外包更重视质量，因此，发包商在进行发包时，更重视承接企业、行业或国家的品牌因素。例如，马来西亚共享服务和外包产业的蓬勃发展就是得益于多媒体超级走廊品牌。由于这个独一无二的走廊，马来西亚继续吸引着世界主要的信息及通信技术企业将其业务落地在多媒体超级走廊，从事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并以此作为出口基地。目前，入住的跨国公司、外商独资和马来西亚的国内企业已达900多家。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优势因素极为明显，但是，中国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服务外包的品牌企业。中国企业没有品牌效应，这种现状让中国企业在与国际同行竞争时处于不利的地位，严重影响了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速度和数量。因此，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联合起来，承担起扶持和培育本土外包品牌企业和产业的重任。
5、完善知识产权环境
与制造业外包相比，服务业外包对知识产权具有较大的依赖性，因此，欧美发包商在选择承包商时，对于东道国的管理水平、商务和法律的国际规范有着很高的要求，欧美商家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尤其关注。因此，我国应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大规模承接服务外包营造良好的环境。从现实来看，发包商主要关心知识产权法律环境和信息安全、企业知识产权的管理、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支持等问题，因此，在企业层面上，我国企业应尊重国外的知识产权，知法、守法，在政府层面上，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宣传，加大对违反知识产权的惩罚力度，加快发展外包产业发展所需的知识产权高端中介服务，推行外包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标准认证，为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知识产权环境。
6、实施走出去战略
在承接服务外包方面，相比印度、墨西哥、爱尔兰等国家，我国是一个后来者。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绝大部分国家都意识到了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性，各个国家对外开放的速度越来越快、程度都越来越深，国际服务外包市场的竞争比制造业外包市场的竞争要激烈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脱颖而出，我国发展服务外包就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要大力完善国内相关环境，积极吸引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内“被动”承接服务外包；另一方面是要大胆地走出去，特别是一些规模实力较强的服务外包企业应该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主动”开拓国际市场。只有实施走出去战略，主动开拓国际市场，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后来者居上。因为部分服务外包企业在境外设立研究开发、市场营销及服务机构，可以更加贴近发包市场，可以为客户量身定做符合其商业习惯并能适应中国市场特殊要求的解决方案。
7、完善各种评价体系
我国在承接制造业外包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我国不能完全以承接制造业外包的经验来发展服务业外包。因为制造业外包和服务业外包对承接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差异。例如：(1)从投资规模来看，服务业外包是基于人力资源的产业，投资规模远小于制造业，制造业的投资额规模可以达到数十亿投资，而对服务外包业来说，几千万的项目就很大了，这样单位面积土地的投资强度根本无法和制造业比较。(2)从进出口规模来看，服务业外包基本没有进口，虽然几乎所有的出口额都是净增加值，但是，项目带来的名义贸易额却无法与制造业相比。(3)承接制造业对国家政府、当地政府的要求主要是税收、地价等方面的，而承接服务外包对政府的服务意识要求特别高。几千年来形成的官本位制，使得中国政府很难做到向“承包商满足发包商各种要求”来满足当地企业的各种要求(曲玲年，2008)。
上述与我国多年来形成的招商评价体系(重视规模)、政绩评价体系(重视规模)、地区经济发展体系(重视规模)、文化传统(官本位)等评价体系不符。发展服务业，承接服务外包将改变许多已经形成的规则和标准，要求政府转变思维和服务意识。这些问题不解决，不利于我国发展服务业和承接服务外包。因此，我国应该立足于服务业的自身特点，考虑服务外包对经济发展的实际带动作用，制定承接服务业的评价体系，完善政绩评价体系和地区经济发展体系，使这些体系从重视名义规模、重视名义作用向重视质量、重视实际作用转变。
8、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优势
长期以来，我国中西部地区在发展制造业方面缺乏总体优势，部分原因是由于地理劣势而造成的运输成本过高所形成的壁垒，由于运输成本的存在，制造业外商投资在中西部较少，制造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困难较多、转移的速度较慢、转移的量较少。这就是经济差距长期存在、各种经济政策效果不明显的原因。目前，我国政府面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经济差距、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严峻挑战，而国际服务业转移(承接服务外包)为我国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
与制造业特别重视交通运输等硬件要素相比，服务业发包方更加注重承包方的软件要素，例如，发包方看重的要素主要包括：政府的支持力度、法律完善程度、网络设施建设、品牌和信誉、生产成本、知识产权保护、行业成熟度、人才素质及人力资源储备、组织与管理、教育科研水平、文化的兼容等。可见，这些要素与制造业等领域的要求有明显的差异。也正是由于这些要素的差异性，以及服务业外包特别是软件外包采用跨境提供的方式、利用互联网提供服务的特点，使中西部城市特别是西安、成都、重庆等中心城市，可以充分规避由于地理劣势而造成的运输成本过高所形成的壁垒(王迎新，2008)。
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区别范文篇2
【关键词】去工业化；关系；同步发展
一、引言
很多西部欠发达省区都在大力倡导和实施工业强省或强区战略，但去工业化现象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应该去工业化吗？
要回答此问题，应在厘清去工业化概念的基础上结合西部欠发达省区的实情，因地制宜地深入研究。本文第二部分对去工业化进行了理论分析；第三部分总结了贵州工业强省战略的实施情况；最后，对西部欠发达省区能否去工业化得出明确结论。
二、“去工业化”的理论分析
（一）概念界定
学术界通常从地理学视角和宏观经济视角来探讨去工业化概念。前者与产业空洞化紧密关联，后者强调工业就业及产值的绝对和相对数值的下降。
从地理学视角看，去工业化其实是生产过程的地理转移和资源的全球重新配置，即发达国家和地区把产品生产转移至低成本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空洞化与去工业化紧密相连，而FDI与产业空洞化强相关。产业空洞化有广狭义之分。前者指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而出现的国内或区内第一、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现象。后者指FDI导致生产向区域外转移，区域内制造业不断萎缩、弱化的经济现象。所以，Rowthorn&Coutts（2004）这样阐述去工业化：在某个确定的点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在趋于稳定的基础上开始回落，而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趋于上升。
狭义的去工业化特指工业主要表现为制造业就业与产出在绝对和相对数上的降低的不断衰落的过程。BarryBluestone等（1982）认为，去工业化是广泛而系统的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础生产能力上撤资，从而导致制造业就业大幅减少以及工业生产能力大幅下降的现象。Knoxt等（1996）指出，去工业化可能是经济高速增长或者是长期转变，在工业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工业产出与就业的单一或双双的绝对与相对的下降。
狭义的去工业化主要从产值与就业界定经济结构的变化，但拘泥于此略显偏狭，应从更开阔的视角予以界定。NicholasAbercrombie等（1994）认为去工业化体现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制造业的衰落，或多或少伴随着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下降。Donald（1999）认为，去工业化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一种社会、政治和人文现象。Cowie&Heathcott（2003）认为去工业化是一个与其自身相关的社会结构及就业和产值等多方面的转型过程。综上，学界一般将制造业地位与作用的下降过程视为去工业化的进程。
（二）去工业化的类型
一分为二地看，去工业化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前者指劳动生产率及产出和收入真实的增长，工业就业占比下降，但缺口被服务业所弥补，实现了充分就业。这是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正常”的结构性特征和经济成功的标志（Clark，1957）。后者指工业的不健康发展，表现为工业生产增长缓慢，甚至下降，工业就业绝对下降，服务业就业虽然增加但不能弥补缺口，就业不充分（Kassem，2010）。Rowthorn等（1987）认为消极的去工业化是阻止经济达到潜在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一个结构性失衡的病态状况。
常见情形其实是消极和积极的去工业化并存。正如Alderson（1997）指出的那样，去工业化的进程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只以某种形式出现，而是相互作用的结果。积极与消极因素两种相反的力量共同决定了去工业化的“好”与“坏”。从经济史视角来看，时至今日发生的去工业化都不是积极的，“好的去工业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高级化，而是“消极的”，“不好”的去工业化。原因显而易见的。首先，健康积极的“好”的去工业化应实现充分就业，保持产业的竞争力以及经济增长的稳定等指标。但现实是即便美国也不是这种健康积极的“好”的去工业化的案例。其次，去工业化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成为了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但遗憾的是，部分甚至很多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去工业化的现象。这不能不说，到今天为止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发生的大都是消极的去工业化。
除了从积极和消极视角区分去工业化外，还可将其归类为彻底的去工业化，早熟的去工业化和适度的去工业化。
相较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部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远未完成，人均经济指标较低，政治、文化及社会等诸多元素尚未发育成熟，还不适合去工业化的背景下就出现的去工业化叫做“早熟的去工业化”（prematuredeindustrialization）。这标志着这些国家或地区工业化进程出现了停滞抑或是逆转。虽然都意味着工业地位和作用的下降及相关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变革，但早熟的去工业化同发达经济体的去工业化在广度与深度上所蕴含的意义不能相提并论。
（三）去工业化对经济的影响
学界认为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和消极两种影响。持去工业化是产业结构高级化观点的学者，要么论证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要么干脆将此结果作为一种事实来看待。很多学者认为去工业化是增长过程的必然结果，必然正向影响经济增长。Crafts（1996）认为，以创新回报的专用性和经济自由化的提升为基础，去工业化导致就业减少是提高经济增长率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Rowthorn&Ramaswamy（1997）强调了制造业技术进步对服务业的外部效应有重要作用，去工业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服务业。Du（2005）指出去工业化负向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有两种，首先，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动到服务业时会带来效率损失；其次，服务业较低的资本―劳动比意味着劳动力流向服务业使资本需求减少，因此影响了经济的最终投入和增长。制造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需要中间投入品进行扩张，对其他行业的关联性很强，拉动作用明显，无论在哪方面，认为去工业化有消极影响的观点都值得商榷。
（四）去工业化对社会的影响
去工业化除了对经济有影响外，对社会福利、收入不平等、性别工资差异、劳动力再培训和再就业等社会生活也有很大的影响。
就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而言，Spilimbergo（1998）认为若技术进步外生，去工业化就不会影响经济福利，若技术进步内生，去工业化就有可能降低经济福利。Doussard等（2009）的研究结论显示，去工业化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最大，还与工资降低、贫困率上升以及收入不平等有密切关系。Sorokina（2007）则提出了去工业化将形成更多的从制造业转移出来的工人，势必增加再培训需求。Ostry等（2001）认为，去工业化对制造业就业和工作条件的负面影响很可能是影响工人健康的主要因素，并已持续影响了很多工人。工业化国家中产阶级的结构特征显示，从收入上看，部分工业企业的蓝领工人可划分为中产阶级。因此，去工业化减少了工业蓝领工人就业数量，改变着中产阶级的结构。
三、贵州工业强省战略的实施绩效
贵州省自2010年启动工业强省战略以来，就工业企业数而言，贵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仅为2049户，到2014年，已经发展到3895户，2015年，更是增长到了4145户。就其他经济指标而言，2014年资产总额突破1万亿元；2015年工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大关，达到1.10万亿元，工业销售产值也突破万亿，达1.06万亿元。2015年全省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稳步提升，为66.4%。此外，贵州特色民族制药与节能环保产业技术有突破性进展，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发展后劲显著增强，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2015年贵州省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实现工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24.0%和22.5%，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7.8%和5.5%，对全省工业经济的贡献分别为15.6%和10.4%。2015年全省医药、电子产业工业增加值分别突破100亿元和50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6.9%和102%，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2.9%和1.5%，占比分别比上年提高0.2和0.8个百分点；对全省工业经济的贡献分别为2.0%和6.7%。2015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11.4%，居全国第2位（首位为，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不到100个），全国平均增速仅为0.8%；利润总额比上年增长10.7%，居全国第3位，全国平均增速为-2.3%，19个省份增速下降；亏损企业亏损额比上年下降7.8%。
四、西部欠发达省区不应去工业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工业和服务业增速相差无几，但服务业开始呈现超越工业之势。目前，发达地区大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增速缓慢，服务业强劲增长在情理之中。2013年，服务业成为我国第一大产业。在此背景下，很多人强调服务业已经超过工业成为支柱产业，要求加快其发展（何德旭、姚战琪，2008）。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改变相互影响。就经济增长而言，产业结构变动表现在技术要求和吸纳能力的不同导致各产业的技术进步速度和总产值增速不同，从而引发了产业结构的调整（Baumol，1967），此外，不同的发展阶段，产业政策将诱致主导产业的变更，进而对配套行业的生产与消费产生影响，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产业结构（库兹涅茨，1971）。一般来说，传统产业结构学派认为，产业结构演化是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的吸收以及主导产业部门演化的过程（罗斯托，1962），产业结构将遵从农业-工业-服务业路径，在此过程中，生产要素将逐步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由此提高全社会生产率，并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Peneder，2002）。因而，钱纳里（1989）建议优先发展生产率较高的产业并借此促进经济增长。受此影响，部分学者持工业的重要性低于服务业的观点。比如，随着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庞瑞芝等（2014）就认为，服务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显而易见，此类观点一般都假设产业部门之间相互独立，并未考虑产业间的相互影响和外部效应，在产业或行业边界越来越模糊，跨界整合流行的当下，这种观点有待实证检验。
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发达国家不同程度地再工业化，诱因显而易见：制造业对服务业及总体经济的外部效应与拉动作用明显而不是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很大。制造业所具有的很强的正外部性对区域的创新和竞争力颇为关键。工业具有服务业不可替代的作用：集中研发、创新收益、引致新的实体经济需求、为生产业提供岗位。所以，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并未降低反而凸显了工业的重要性。服务业受到工业正外部性的影响，与之融合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极为重要。黄永春等（2013）指出，“去工业化”不仅阻碍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更进一步还迟滞了服务业的发展，这是美国实施“再工业化”的主要考虑。袁志刚、高虹（2015）算出，我国城市制造业就业每增加1%将促进0.435%的服务业就业。
工业技术对经济增长正外部性影响的持续时间比服务业更长，同时，工业技术进步对服务业的正外部性影响比服务业对工业的正外部性影响时间更长。服务业所占GDP比重越大，工业技术创新对GDP的拉动作用越小，GDP增长将主要依托服务业技术创新，但服务业技术创新的持续时间较短，要持续创新技术，难度较大，经济系统的长期增长压力较大。杨勇（2008）的研究显示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服务业产出的贡献率在上世纪80年代后渐趋平稳。欠发达省区不应偏重服务业，应齐头并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
从产业融合视角看，提高服务业占比有助于降低GDP的波动率，稳定经济，但代价是工业技术创新拉动GDP增长的效果会减弱，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技术创新对GDP增长的影响变化不大。必须看到，工业技术创新很高的外部性决定了它影响经济增长的时间大大长于服务业。可以说，服务业在GDP中占比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潜力有一定影响，虽然具备了“经济稳定器”的作用，但对潜在经济增速的释放作用不大甚至有阻碍。欠发达省区当然应该发展服务业尤应大力发展落后的生产业，但并不意味着应“去工业化”。
制造业比服务业在技术和管理上都更复杂，是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从维持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角度来说，牺牲工业的发展质量换取服务业的发展非明智之举。美国实施“再工业化”的战略显示，作为实体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工业有维持潜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过度发展服务业可能导致产业结构空心化和经济发展泡沫化。虽然制造业的增速低于服务业，但它们互为投入产出，要准确研判服务业比制造业更为重要尚缺有力证据。
本文认为，长期来讲，欠发达省区应均衡发展工业和服务业，目前和可预见的将来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应在守住生态底线及基本保持工业和服务业均衡发展的前提下略微优先发展工业，依托工业的发展促进创新，依靠服务业的发展稳定经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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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区别范文篇3
一、东部地区服务业促进制造业发展转型的现状
（一）在降低制造业企业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方面，服务业作用日益凸显
近年来，东部地区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趋势不断增强，特别是由于科技创新的增加，实物资源的利用率有了显著上升。据有关调研，青岛某大型制造企业由于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改投入，耗材率2007年比2000年下降近10%。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服务业的作用更为突出。东部地区市场交易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形成了包括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批发贸易、金融、合同和治理结构的安排以及与之相关的律师、会计师中介机构等比较完备的服务体系。服务业企业通过快捷的信息搜集，将制造产品尽快推向市场，减少仓储成本；通过第三方物流，逐步实现了零存货目标；通过现代营销渠道、风险管理和现代商务服务，尽快与客户签订买卖合同，等等。
（二）服务业逐步向制造业渗透，提高了制造产品的附加值和利润率
从东部地区的发展实践看，服务业开始向价值链的两端，包括研究开发、材料采购、产品设计、品牌营销、物流管理等附加值和盈利率高的环节渗透。广东东莞某一传统的生产出口小家电的生产企业，盈利率低，时常遭遇贸易摩擦的冲击。2002年以来，该企业投入3000万元，加强工业设计，企业销售额年均增长55%以上，单位产品利润率提高近5%，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ODM企业。
二、东部地区服务业在促进制造业发展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从总量上看，服务产品供给严重短缺，与制造业企业需求仍有很大差距
东部地区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要实现跨越式发展，以支撑制造业的转型发展。与工业化先行国家相比，东部地区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生产业的供给问题尤为突出，增长速度长期滞后于国民经济整体增长速度，更落后于制造业增长速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维持在20%上下，这一比重不及发达国家的一半。考虑到我国服务部门的低效率，其所占比重应低于当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35%）。就此来看，东部地区生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尚有5―10个百分点的发展空间，总量供给不足问题十分突出。
（二）从结构上看，一些关键领域服务产品难以满足制造业企业的中间需求
在科技创新领域，制造业企业需求的应用技术普遍缺乏。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原来附属于各产业部门的科研院所实现了改制，追求经济效益替代提供共性产业技术成为首要目标，制造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难以享受到共性技术的支撑。中国科学院系统本应成为理论研究和共性技术提供的核心机构，但在当前的科研管理体制下，科研项目的审批已超越研究单位的社会责任，科学家的专业背景往往起到了主导作用，造成研究成果脱离企业实际需求，这是我国庞大的科研成果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即使一些符合企业需求的科研项目，也由于科技成果产业化、工程化相关政策制约，以及技术市场中介服务质量、信誉较差等方面的原因，被束之高阁。2006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对科技服务迫切程度为3.53，达到极为迫切程度(4.00以内)。
在金融服务领域，2006年，东部金融服务业增加值与制造业之比为1∶7.8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8.94），但同年日本为1∶4.09，美国为1∶1.93。除总量外，金融服务市场结构问题更为突出。一是我国目前缺少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服务的中小银行。国际经验表明，由于大商业银行与中小制造业企业信息不对称，服务成本高，后者更主要依赖中小商业银行提供贷款服务。二是资本市场不规范、信誉差。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服务主要通过资本市场来实现，而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以“圈钱”为主，为企业提供风险投资、资产管理、财务顾问、债务重组等中间服务体系相当不健全。浙江省发改委的调研结果也显示，面向产业集群的金融服务仍然主要是存贷款、融资担保和商业保险等，围绕企业资本运营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的机构，如投融资咨询与管理、风险投资和理财等，非常缺乏。
在现代物流领域，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完善的综合运输体系是制约现代物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服务质量差、成本高，造成制造业企业难以从外购服务中获利，宁可内置物流服务，也不愿外购。中国物流协会的调查表明，2006年，包括东部地区在内，我国制造业企业原材料物流由第三方承担的仅为19%，产成品物流由第三方承担的仅为18%，多数物流公司由于供给产品的问题，被市场放弃。原因主要在于，大多物流企业仅能提供传统的货运、仓储、库存管理、装卸和运输等服务，能够提供综合性全程服务的不足5%。另据调研资料显示，从我国一个内陆省份出口到美国一个内陆地区的货物，其分段费用占总费用的份额分别为：从中国内陆到港口占63%，港口周转占5%，海上运输占21%，美国港口运输占4%，美国港口至目的地占7%。第一项是最后一项的9倍，对制造业企业的需求制约十分突出。
在信息服务领域，一是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必须向国外公司购买专利技术，提高了制造业的信息服务成本。二是信息服务企业缺乏创新能力，难以满足制造业企业客户多样化的需求，抑制了后者的有效需求。三是信息服务企业普遍规模偏小，企业之间资源不能共享，服务效率较低。四是某些服务企业职业操守存在问题，不能为客户保守商业秘密，客户由于不信任而不外购信息服务。
在商务服务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企业规模小、信誉度低。目前北京拥有7000家各类咨询机构，但绝大多数不超过100人，一般只有几十人，即使最大的新华信公司也只有几百人，与国际知名咨询公司有巨大差距。
（三）从服务质量看，服务产品难以实现制造业企业的有效需求
2006年浙江省发改委的问卷调查显示，制造业企业对于服务产品的满意程度，最高的仅为18.2%（金融服务业），除对物流服务、公共服务满意度超过15%外，其他5种服务满意的比例只是略超过10%。满意和较满意比例的合计数，分别为49.1%、43.9%、58.6%、38.2%、39.2%、40.3%、39.7%和43.6%，多低于50%。我国存在大量的外资制造业企业，其产前服务的产品设计、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研发，产中服务的金融服务、财务管理、人事管理，以及产后服务的物流营销服务等需求主要由母公司或母国专业企业提供，外资制造业企业与我国本土生产企业关联性很弱，也反映我国生产业供给质量不高的问题。以杭州市为例，全市几乎没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中介机构，全市现有设计类公司3000多家，但运作良好的仅1000多家；会计师事务所达到一级资质的仅占4.8%。
三、现行体制是阻抑东部地区服务业促进制造业发展转型的主要原因
根据香港贸易发展局2006年对我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10个主要城市进行的调查显示，长三角区域的制造业企业使用外部服务的比例只有34%，其中上海是37%，其它城市是27%。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服务业企业不能向制造业企业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产品，制造业企业难以从外购服务中获利，影响到东部地区制造业的发展转型。深层次的原因是现行体制下，服务业企业缺乏供给质优价廉的产品的压力、动力。
我国科研开发体制的典型特征是“封闭运转”，许多科研基金课题从立项、招标到最后完成、验收，都是在科学家与政府机构间往返进行的。立项审批或结题评审专家，看重的往往只是项目自身的科技创新性和学术价值，并不太重视其市场效益。于是，便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专家一致肯定或推荐的科研项目，或因技术过于超前、出色，缺少配套工艺条件；或因产品本身市场前景不妙，企业不愿接纳；或因项目转化成本过于昂贵，缺少竞争力等，最终导致无法有效转化。
交通运输业的铁路运输和航空运输，属于典型的自然垄断行业，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难以参与竞争。在国有资本处于绝对控制地位的情况下，由于政府对利润水平的管制，造成预算软约束，价格上调难以有效地刺激供给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难以形成对制造业企业物流的需求。制造业企业往往更愿意选择低成本、低效率的自营物流，而放弃高成本、低效率的第三方物流。
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服务业目前没有形成为利润而创新的机制，原因在于商业银行创新服务、扩大服务规模都将承担更大的风险，而维持现状也能够获得垄断利润。因此，商业银行在存款充足时，或者不积极拓展贷款市场，把资金放在中央银行的备付金账户上，坐吃利息；或者不重视风险管理，乱贷款造成大量呆账赖账。没有形成通过风险管理、金融服务创新来创造利润、分散金融风险的压力和动力。
商务服务业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干预过度。以会计服务业为例，大约由25项经营资格由中央政府部门审批，实际上政府直接控制了会计服务的市场规模。信息服务业与金融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类
似，也是由于垄断、缺乏竞争，而缺乏产品供给的压力和动力。
四、促进东部地区服务业发展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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